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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转念一想，也能知道，没有多余土地分租，当地民众收入必然减少，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，被人骂几句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高澄也没有把这事太放在心上，骂就骂吧，土地虽然归属于国家，但归根结底，也是他小高王的产业，又不是巧取豪夺，因此毫无心理负担。

被骂几句而已，自古以来哪个改革家不是被利益受害者骂得狗血淋头。

他还真不怕闹出多大事，光是按照均田制分配的田亩以及高澄约定的租调，百姓们一年下来，还能剩些盈余。

除非是被裹挟，否则没有百姓会在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时候，跑去造反叛乱。

不过这件事也给高澄提了个醒：人地矛盾。

东魏，尤其是河北，未经战事已经六年，百姓殷实的同时，生育率也常年居高不下。

至少高澄收到的户部汇报，尤其是沧州，人少地多的人指的是丁壮，幼童并不在此列。

其实想想就能明白，他们所能承包的田亩多，只要辛勤劳作，收入肯定要比相邻州郡高出许多，也更有能力与意愿生育子嗣。

毕竟无论男女只需成年便能分田，无需为他们将来谋出路，何况这年代能有什么抚养成本，一日两餐添点饭食而已。

这也是历史上的原主能在沧州大置盐灶的原因，他享受到了人口红利。

而高澄因为提前整顿盐务，幼童还未成长，自然也就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。

经过高澄数年治理，关东各地基本保持安定，在古代，长时间安定以及民众殷实，所带来的必然是人口爆炸。

无论如何，当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达到一定的临界点，均田制的奔溃是必然的结果。

除非后人里出个杨广那样的大聪明，将鼎盛时期5000余万的人口，锐减至2000万到3000万之间。

葬送全国接近半数以上的人口，否则按照正常发展，均田制哪能存在到唐朝中后期那个时间段。

经历战乱后，唐初武德年间仅存200余万户，太宗贞观十三年不计算塞外归附，也才304万户，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人口才恢复到380余万户。

祖孙三代的努力，总算是将户口提升到隋炀帝大业五年890余万户的半数，只差60余万户的水平。

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达到九百万户超越了隋朝，这还是有大量塞外人口内附的情况。

如今的东魏，因高澄的治理，算上幼年人口决计不止2000余万，这并非生育率有多惊人。

而是沙苑之战后，并未出现河东以及河南西部大量人口被掠夺。

神龟三年（520年）北魏户口五百余万，人口约为3500余万，分立初期东魏大概在2000万左右，而西魏人口，高澄无从知晓，忽略关陇多年战乱，给它估一个1500万。

事实上以关东与关西的自然条件差距，必不可能只存在2：15的比例。

纵使如此，遭了大旱又丢失七八成人口，西魏人口顶了天也只在300万至400万之间。

天知道历史上宇文泰东出，究竟补充了多少人口，才能挺过十年，从而夺取蜀地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北周纵使得了蜀地，《通典》记载，灭齐前夕，北周人口约为900余万。

而《中国人口史》统计，灭齐前夕，北周人口约为1250万。

这还是已经夺取了蜀地，经过四五十年发展才有的水平。

而北齐末年却有人口2200万。

由此可知，高澄给如今的宇文泰估一个300至400万，究竟注了多少水。

如今高澄将这河东、河南西部这一部分人口流失给堵上，再加以六年治理。

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，这六年究竟增加了多少婴孩，高澄也拿不准。

正因如此，高澄决定对关东各地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。

想到便做，高澄当即向高欢寄去书信，这一次人口普查必须将山西包含在内。

毫无疑问，现阶段均田制适合当下时局，高澄所担忧的不过是后世子孙。

纵使将来深度开发江南，获取大量耕地，但人口的增加必然超过耕地的增长，均田制绝对不是一项能够持之以恒的国策。

它可以在战乱时调动农民积极性，恢复生产。

但到了和平年代，均田制的奔溃也必然带来王朝的动荡，甚至倾覆。

真到了后世子孙手中，谁又有魄力与威信能够更改这项土地政策。

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，高澄还是决定自己亲力亲为，寻找一条出路。

计划生育？

土地政策需要符合当前社会背景，至少在这一时期，均田制确实是最适宜的选择。

高澄用过午膳，拒绝了一众官员的请见，整个下午都将自己闷在厢房，苦思立国后的土地政策。

但说到底，人地矛盾的根源是耕地开垦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，没有任何土地政策能够解决这一矛盾。

一无所得的高澄不得不转变思路，将解决人地矛盾的矛头由土地转变为人口。

当然不是学隋炀帝将天下户口霍霍掉一半以上。

不再钻牛角尖的他，豁然开朗，解决人地矛盾，无非人口分流。

他一个文科生对工业所知不多，搞不了工业化，但是通过鼓励和发展手工业，带动商业的发展，达到人口分流的目的，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