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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十三岁那年，老妈提着两只皮箱，带着手抱特大号手提袋的我，搬离了初台，就这样找上了歌舞伎町的杨伟民。当时的杨伟民气色比现在好多了，身子也胖得不能再胖。他带着夸张的笑容迎接我们，他对老爸的死感到十分遗憾，还说老爸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，所以他也不会把我们当外人。当时杨伟民的药房就已经不太干净，所以我一时还搞不懂老妈为什么要来投靠这个脏药房的老板，但是没多久我就弄清楚了。杨伟民让老妈当上夜总会的妈妈桑，还给她一栋位于大久保的公寓。老妈只需每天在店里露几次脸，所有的业务都由店经理负责打点，我和老妈把行李搬进了大久保的公寓，当天就成为歌舞伎町的居民。简直就像魔术师的礼帽里，随时可以变出鸽子那么简单。过了几天，杨伟民找白天在歌舞伎町游荡的我谈话。他说我是他的孙子。

“我们台湾人传统的观念，就是把亲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和你母亲现在都是我杨伟民家的人了。你母亲现在是我女儿，而你就是我的孙子。懂了吗？”

“伯伯是说，我爸是你的儿子吗？”

杨伟民听我这么说，笑着摇摇头。“血缘上是没什么关系。不过每个台湾人都把彼此当做同胞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也都吃一样的东西，说一样的话，来自同样的故乡。”

“可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呀！而且连台湾也没有去过。”

“可是你的身体里流着台湾人的血，对不对？”

说着，杨伟民就走进药房里，旋即拿出一本厚厚的书，是一本中文词典。

“说来可悲，你母亲认为你爸爸负了她，所以恨透了我们台湾人。我身边有些人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对你妈妈很没有好感。”

我默默地凝视着杨伟民的脸孔，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对我说些什么。

“有时我对你们的照顾也会有疏失，你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时候保护母亲。假如你能在我这里站稳脚，就没有人敢再说你母亲的闲话了。所以，你一定得先学会说自己的母语才行。”

我收下了那本中文词典。

“有空的时候就来找我吧！我会教你说北京话，有空就自己翻翻这本词典。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杨伟民眯着眼睛，搔了搔我的头发。“这才乖，健一。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，可是你爸爸姓刘。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就说你叫刘健一吧！”

杨伟民随手抓起一张纸，写上刘健一三个字，我马上被这三个字迷住了。这个以我不熟悉的北京话吟出来的名字，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变成异国的居民。我本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可怜虫，在其他小孩子面前，只能拼命地隐瞒自己身上流着台湾人血液的事实，一心期望自己不要太引人瞩目。可是自从我获得了这个新名字之后，展现在我眼前的世界，就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。

“伯伯，我会努力的。”

“别叫我伯伯，叫我爷爷。”

“知道了啦！爷爷。”

那时，我高兴得想跳起来。可是，这一切都是个骗局。不仅是老妈，连我也没有成为杨伟民的亲信。我拼命学习北京话。因为我的努力，几个月后，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交谈了。可是这时我才发现，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，会用台语闽南语。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，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。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。

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。

在东方大道的一角，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，有一条小巷子，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，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，好笑的是，这条小巷子叫做中央街——我开的店就在巷子里。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，一楼是卖烤鸡串的，上面两层是我的店。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“加勒比海”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，但那扇过分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，就连窗户也没有，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子，上面写着会员制。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，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。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，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，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，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。

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，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：“马上开门。”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。

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改装了这扇门。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，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，也别想闯进来，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。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，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，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。

我推开厚重的门，走上了楼梯。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，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。已被拆除的左侧墙壁，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，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，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，再丢进一个打火机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
幽暗的店里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，掩盖了攀爬时，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。

“早。”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、三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，翻阅着一本杂志。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，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，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。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眼和黑眼袋，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