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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，高欢妾室游娘诞下一子，即第十子，高欢为他命名为高湜，而历史上的高老十，却因生母小尔朱进了高澄的家门，也不复存在。

太昌八年（539年）的元旦，如期而至，高澄为诸弟请勋，元善见下诏，册封高欢七岁的武郡公、将满两岁的第九子高湛为长广郡公。

加上多年前被送来洛阳时，授予太原郡公的高洋，高家诸子仅高澄与刚出生高湜尚未获得爵位。

当晚，渤海王府摆设酒席，高澄大宴宾客，以庆诸弟受封。

数日后，高欢派来信使，命他巡视梁魏边境，而高欢本人也将重回河北邺城暂住。

正月初十，一切准备妥当，高澄依旧由护军将军王士良代领禁军，由司州牧可朱浑元领部曲守备京畿地区，以尚书左仆射高隆之与右仆射孙腾主持尚书省，而中书省则交由新任中书令司马子如。

为了将岳父卢道虔调离幽州，高澄与高欢商量后，决定用并州刺史一职交换，而原并州刺史司马子如，则在段荣病逝后，被派来洛阳，继任中书令一职，协助中书监高澄处理事务。

高澄将洛阳诸事安排妥当以后，携带家眷及一众兄弟，由洛阳所驻京畿军与亲卫护送，启程南下。

他并没有想过要将高洋留在洛阳以作试探，看对方是否会私自结交大臣。

因为这种做法根本就没有意义，无论高洋怎么表现，高澄都不会放心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去给高洋一个犯错的机会。

如今高洋年岁渐长，高澄为他提供丰盈的物质生活的同时，也对他严格管教。

去年在晋阳两兄弟摊牌后，高洋不再装傻充愣，但依然留有一份谨慎，不愿让高澄有发难的机会。

两人与兄友弟恭绝缘，却也能相安无事。

对于其余兄弟，高澄也都很上心，他专门聘请名师，请他们在渤海王府东堂授课，教授诸弟。

强奸案发

南巡队伍沿伊洛河谷南下，过伏牛山进入南阳盆地。

广州刺史高敖曹领呼延族、刘贵珍、刘长狄、东方老、刘士荣、成五虎、韩愿生、刘桃棒等汉将早已在州境迎候。

去年并没有爆发河桥之战，高敖曹也并没有被人割了脑袋去换一万匹绢布，三十八岁的他依然雄壮威武。

虽然在政务上少了崔赡的辅佐，略显捉襟见肘，但得了高季式官拜陕州刺史的消息，也让高敖曹心情舒畅。

不过在与高澄见礼后，高敖曹聊的却不是最心爱的幼弟，而是为崔甗求情。

高敖曹提起当年自己劫持崔甗，得其辅佐，敬为师友。

又说起崔赡代他治理地方，劳苦功高，对崔赡的才能大加赞扬，借此恳请高澄放过崔甗父子。

对于这头顺毛驴，高澄只能耐心解释道：

“崔甗赃满三十匹，按律当治以死罪，如今囚而不杀，以待京试结果，已然是法外开恩。崔赡若真如高刺史所说，有治国之才，又何须为崔甗生死忧怀。”

高敖曹见高澄决心已下，转而对身处洛阳的崔暹大发牢骚。

他与崔暹算是姻亲，二嫂就是崔暹亲妹，只不过高敖曹与二哥高慎感情一般，高慎也与崔氏夫妻不和。

高澄闻言，不悦道：

“崔甗口不择言，自有取死之道。”

今时不同往日，高澄仍对高敖曹多有礼敬，但也确实不再向当年一般哄着供着。

其中既有高澄羽翼越发丰满，更是高敖曹归于高澄麾下多年，两人主臣关系早已稳固。

高敖曹自然知道崔甗那些作死言论，当年侯景只是不听调令，自己就被置于南阳盆地，名义上是拱卫京畿，实际却是在防范监视荆州。

而崔甗之言，更甚于侯景，也让高敖曹难以继续为其辩驳。

此次南巡所过州郡，除高敖曹外另有一人在密切关注崔甗的生死，那就是荆州刺史侯景。

正如方才所说，崔甗言论，更甚于侯景昔日之错，高澄若对崔甗宽而不杀，亦能安侯景之心，若果断按三十匹赃满依律处置，难免兔死狐悲。

高澄也正是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才整出京试救父的戏码，对于东魏来说，侯景可以叛，但绝不是现在。

自始至终，高欢、高澄父子都贯彻先西后南的战略方针，分明东魏强盛，但面对南梁这几年长期处于守势，也是这一战略的体现。

若侯景奔梁，再起叛乱，让宇文泰一如历史，趁乱得了巴蜀，高澄肠子都能悔青。

在高敖曹等汉将的迎俸下，四千洛阳京畿军与一千亲卫，总共五千人的护卫队伍由高澄统率，进驻广州治所鲁阳（河南鲁山）。

高澄并未急于休息，由高敖曹引路，高澄带部分亲卫先往广州京畿军大营探望将士。

当初高敖曹外放，从三万四千人的京畿军中带走了五千汉军，高澄此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与这些京畿军将士联络感情。

如高敖曹等镇守大将或可时常被召回洛阳述职，但这些被分置各地的将士不得征召，不可能随主将入京。

否则哪天某位将领述职的时候，脑子一抽，顺道清君侧，这种事能上哪说理去。